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岳麓书院何以历经千年不衰?

时间:2017-04-19      来源:天下湖南
  中国书院始于唐而盛于宋,宋初天下四大书院湖南就占了两所,一为衡阳石鼓书院,一为长沙岳麓书院。早在岳麓书院创立之前,唐末五代即有寺僧智璇等在岳麓山下办学,开辟了一个优美的读书环境,形成了南方教育文化活动中心。北宋潭州太守朱洞采纳刘鳌的建议,于太祖开宝九年(976)正式创建岳麓书院。大中祥符八年(1015),首任山长周式受到真宗皇帝召见,获赐御书“岳麓书院”匾额。虽然其起始比石鼓书院晚(806—810),并且多次经历兵燹,屡有改易,但今日基本上保留了昔年的状貌。比起国际上有名的大学,像英国的牛津大学、剑桥大学,法国的巴黎大学,俄罗斯的莫斯科大学,创建时间都要悠久得多。

岳麓书院历经千年而不衰,主要是由于有一大批著名山长(院长)掌教和讲学于此。有据可考的山长有60多位,大多是著名学者和优秀教育家。其中清代四位衡阳籍山长:王祚隆、旷敏本、欧阳正焕、丁善庆,都是饱学鸿儒,志行高洁,深谙“传道、授业、解惑”的实际功用,注重道德教育和人格培养,因而造就了一大批经世之才,为湖湘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

 

“千秋第一人” 王祚隆

王祚隆(1625—1695),明末清初湖南常宁县南市塘王家(今常宁市三角塘镇市塘村)人,自顺治十四年(1657)至康熙二年(1663),任岳麓书院山长达七年之久。

据清代李桓《国朝耆献类征初编》载:“王祚隆,字卜子,常宁廪生,才而敏。与时奇龁,避难武昌。偏沅巡抚袁廓宇聘掌岳麓书院七年。巡抚高士俊一见奇之,叹屈宋种子,于今未绝。人都寄书云:‘当以千秋第一人自待。’坎坷不遇,终其身以著书为乐。”

据清代邓显鹤《沅湘耆旧集》载:“卜子以诸生主讲岳麓七年之久,与曹鸣佩同,而俱不以为泰,吾楚当日士风之淳如此。”

有关王祚隆治院史事,在《岳麓书院志》《常宁县志》中略不经见,只说他著有《岳麓诗草》《半山草》《长沙吟》《楚江吟》《易经解》《学庸解》《尘余集》《一峰遗草》(上、下卷)等书。

王祚隆的诗写得好,这倒是有据可查。邓显鹤编纂的《沅湘耆旧集》是一部辑录湖湘先贤诗作及相关文献的总集,第五十七卷收《王山长祚隆十四首》,篇目为《美人》《别胡君信》《酬王薹斋先生》《古歌》《题画四首》《九日送别余西崖》《偕祚宁、祚长两弟过岳阳,风雨不得登楼》《月夜泊衡》《书怀》《拟古凯歌》(两首)。

岳麓生活的记忆,王祚隆有诗载于《南岳衡山古今诗词集成》。一为《岳麓讲堂怀古》,比较长,计有四十八节。另一首《春日游麓》,诗曰:

为寻岳麓惜年华,一片闲心望转赊。岭处莺声啼不住,空山惟有杜鹃花。

岳麓春日胜景,浮生半日之闲,让人心生向往。

王祚隆与衡阳大儒王夫之(1619—1692)是同时代人。罗正钧《船山师友记》第十二卷“王文学祚隆”所释:“考先生甲午、乙未间(1654—1655)避地常宁,主王文俨家,卜子与之同邑,或亦同族也。”王祚隆从叔王应章(字文俨,号东卜先生,顺治九年以贡生署嘉禾训导,著有((南岳高僧传》)与王夫之友善。王夫之避难常宁塔山,即寓于王应章大石岗庄园。王夫之迁居洋泉西庄园后,王应章犹时时济其匮乏。王夫之“为常人说《周易》《春秋》。殷公铭以文艺相质,公为之订正。常宁文士来者益众”(王之春《王夫之年谱》)。王祚隆有《酬王薑斋先生》一诗:

美人坐清湘,闲吟复长啸。

十旬五得饥,体癯容愈少。

冠盖时叩门,千金不一笑。

道逢衣褐游,风雨怜同调。

因之得素心,白日能相照。

途长时亦艰,出处各自劭。

诗中所言食不果腹、衣不蔽体、风雨交加、东躲西藏的生活,正是王夫之(字薑斋)隐遁常宁、变姓瑶人时的窘相,也可能是王祚隆其时的遭际,所谓“风雨怜同调”。

邓显鹤对王祚隆诗作的总体评价是“清拔有余,风格稍逊”,这显然有失偏颇。事实上,王祚隆的诗歌在岳麓书院历代山长中堪属优选,不但诗风清新活泼,明白晓畅,而且深得王维之旨,诗画一体,情景交融。如《月夜泊衡》:

水天一色浮空际,古渡寥寥烟雾深。夜静潮生人语寂,江平沙阔雁声沉。

临风醉影澹相对,忆旧闲情感不禁。

山寺老僧应未睡,拔炉煨芋耐孤衾。

对衡岳夜景的描摹,民间典故的信手拈来,非有真学问者不能达此境界。又如《别胡君信》一诗,大有太白之风:

秋气满郊原,凉风起高阁。悲心千里来,四顾生萧索。两月清湘游,登临亦不恶。岂不怀同舟,远游各有托。

再如《题画诗》之四:岳岭年年度,南飞木叶黄。亭阴余暮霭,树色散高凉。不怕云峰峻,还愁乡路长。未秋先有约,归梦在衡阳。

读来清逸雅致,浮想难寐,试问“风格稍逊”从何说起?

“岣嵝先生” 旷敏本

旷敏本(1600—1784),晚年自号岣嵝主者,世称岣嵝先生,衡山(今南岳区)人。他的祖父仲常、父亲日章都中过秀才,因功名不显,便把希望寄托于他和弟弟敩本身上。兄弟自幼随父读书,相继于乾隆元年丙辰科(1736)、二年丁巳科(1737)中进士,一时传为佳话。

据光绪((衡山县志》载:“旷敏本,字鲁之,号岣嵝,科名见选举,官翰林,因病假归,不复出,日以著述为事。敏本幼颖异,读书过目成诵,作文下笔如流。弱冠,受业彭士商,目为国士,在都人呼旷印板。制艺而外,诗赋论传,序记箴铭,颂赞檄文露布,凡有所作,靡不登峰造极,力追古人。即柬语题辞诸小品,皆所谓吉光片羽,见者与拱璧同珍。生平帆辙所经,几遍寰宇。吊古兴怀,发为咏歌,悉有关民物而切于性情。尝客两粤制军幕、豫章抚军幕、粤东县署、楚北学使署,所至居停,皆藉以增重。晚岁拥皋比,楚南人士争以出其门下为幸。中丞敦公题聘岳麓山长,称其品行端方,经史淹贯,足为一省士子所矜式。著有《岣嵝文草》《鉴撮》《韵笺》《周易启蒙》《禹贡发蒙》等。年八十余,书卷未尝释手。”这篇小传基本上把旷敏本一生的道德文章概述出来了。

乾隆二十年(1755),旷敏本被聘为岳麓书院山长,任职约三年,又遇母丧,遂离职还乡守丧。二十七年秋,衡州知府饶俭聘其纂《(乾隆)衡州府志》,二十八年告成。他的才学深得清泉(今衡南县)首任知县江恂的赞赏,礼聘他兼任《清泉县志》编纂。

前任山长王文清曾手订《岳麓书院学规》十八条,又作《岳麓书院学箴》九首,于院规、学风多有裨益。旷敏本在此基础上,以四言诗的形式增订六条箴规,称为《六有箴》,分为言有教、动有法、昼有为、宵有得、息有养、瞬有存六个方面,后刻石嵌于讲堂右壁,对于培养岳麓书院学生的德行学识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旷敏本以“为圣贤传道,为生民立命”为宗旨,尤以启蒙传经为务。岳麓书院讲堂两侧廊柱上,现今还嵌刻着他任山长时所撰的一副楹联,正是儒家“达则兼济天下,穷则独善其身”的具体体现:

是非审之于己,毁誉听之于人,得失安之于数,陟岳麓峰头,朗月清风,太极悠然可会;

君亲恩何以报,民物命何以立,圣贤道何以传,登赫曦台上,衡云湘水,斯文定有攸归。

旷敏本是南岳儒学史上迄今最有学问的人,这可能不会有人提出疑义。他平生著述甚多,学术成就很大,在清季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。他传世的主要著作有《岣嵝集》《周易旁训》《岣嵝易述》《岣嵝鉴撮》《岣嵝杂著》《岣嵝韵箋》《删余诗草》,并纂《(乾隆)衡州府志》《南岳志》(俗称《岣嵝志》)《祁阳县志》《清泉县志》等。

旷敏本的诗作很有功力,同时代的著名学者沈德潜为他的诗文集作序曰:“旷岣嵝先生由真性情、真学问发为文章,故以余事成诗,亦能戛戛独造。间常携屐裹粮于南北两戒,探历几半。凡遇名山大川、忠臣孝子、奇人高隐遗迹,与夫一切可嘉可谔之事,无不见诸诗。是殆以登临凭吊之兴,触发其笔歌墨舞之真者焉。”《沅湘耆旧集》收其诗十首,《南岳古今诗词集成》收其诗三十二首,《衡山县志》《南岳志》《岳麓诗钞》《历代咏衡州诗词楹联选》也收录了他的一些诗作,其中《岣嵝石鼓歌》最为有名,大有韩愈“驱驾气势,若掀雷挟电,奋腾于天地之间”的风格。

他描写岳麓书院的诗有三首,均明白如话,生动自然。其一为《到岳麓书院》:

朱张曾此绛筵开,犹忆甘泉讲学台。岳麓如今真个到,岂如畴曩梦中来。

他幼年曾读书南岳甘泉书院,院内有讲学台,如今到岳麓书院做山长,一见讲学台,往事历历在目,感触丛生。其二为《道乡台》:

何年此地剪蒿莱,道脉千秋系一台。先招英灵应不昧,瓣香今日有侬来。

其三为《《麓寺偶感作》:为底登峰便赋诗,好教姓字此焉垂。一从工部留题后,千有余年传者谁?

旷在长沙还为著名古迹白沙井写有《白沙井记》,赞其“流而不溢,挹而不匮”,今已碑刻于井旁。

旷敏本卒祀岳麓山长祠,墓主题为“翰林院庶吉士旷敏本”。

“欲登高必自卑”的欧阳正焕

欧阳正焕(1709—1760),字淑之,号瑶冈、竹淦(按:竹淦多误为竹淦、竹拴、竹诠,此处从《衡山欧阳氏八修通谱》),清湖南衡山县吴集厚田冲(今衡东县吴集镇)人。“幼擅奇禀,为文洋洋洒洒,数千言立就,雅称钜手”(《湖南通志》)。“工书,得米芾、赵少昂笔意”(《湖南书法史》《湖南文征》)。乾隆六年(1741)乡试第一,七年考授内阁中书,十年乙丑科(1745)进士,改庶吉士,散馆授编修。“值圣天子稽古文,优崇翰苑,先生以灵岳清湘之秀,鸾停鹤峙,振起风骚,屡被旨给札上方,馆中有三绝之誉”(湖南学政吴鸿《江南道监察御史竹淦先生墓志铭》)。初任浙江乡试主考官,改江西道监察御史,充顺天乡试同考官,复任江南道御史,署刑科给事中。“虽历职清要,澹于宦情。”丁内艰,又因父春秋高,决计归养。受湖南巡抚陈宏谋之托,续修《文献通考》,“书成媲于信史”。乾隆二十一年(1756),主纂《湘潭县志》四十卷。乾隆二十二年(1757)至二十六年(1761),接手表兄旷敏本,被聘为岳麓书院山长。

欧阳正焕山长为世人所知,主要是提出了“整齐严肃”四字院训。道光七年(1827),山长欧阳厚均将这四个字分刻四块大碑,立于书院讲堂前轩廊两侧,而且注明了泐石者的姓名:“整”字为“衡山彭兆桂、李润第、刘同燮、唐魁泐石”,“齐”字为“沅江贺淳实泐石”,“严”字为“平江陈作宾泐石”,“肃”字毁于抗日战争,战后根据拓本重新塑制,故原泐石人不详。按照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解释,“泐”同“勒”,雕刻的意思,泐石也就是手书。但从这四块碑留名者来看,应是出资刻碑者,至少,一个“整”用不着四个人来写吧!

欧阳正焕教导诸生以“整齐严肃”来规范自己,同时写诗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治院思想,并将它泐石嵌于书院讲堂石壁。《书“整齐严肃”四字因示诸生》曰:

先民亦有言,涵养在主敬。心放而勿收,形骸为之病。旷荡逐朋从,纷华缘物竞。颓然自肆者,漫云希贤圣。制外以养中,主敬以定性。翼如瞻视尊,俨若衣冠正。暗室屋漏时,如闻武公咏。视听言动间,从事颜子请。规矩不可越,戏渝常自儆。勿谓频笑微,人欲所由横。勿谓勉强难,力行我为政。尝试览狂徒,能无忧丙丙。愿言师伊川,毋与非僻近。敬身以治心,心壮身益劲。天君既泰然,百体始从令。书此揭座隅,悬作妍蚩镜。

欧阳正焕祖父欧阳绍修,“平居课子若孙甚严,家门整肃,信义著于乡里”。父欧阳蕴斋,“躬修士行,代启儒风。抱璞自珍,克毓圭璋之秀;析薪能荷,弥彰杞梓之良”(《衡山欧阳氏八修通谱》)。乾隆十六年(1751)十一月二十五日,欧阳绍修、欧阳蕴斋均因欧阳正焕同获诰赠朝议大夫,名人省志、府志。旷敏本曾为欧阳蕴斋题像赞。乾隆二十三年冬(1758),欧阳蕴斋自衡山来长沙看望儿子,欧阳正焕陪他游岳麓山,登自卑亭。自卑亭是康熙二十七年(1688)长沙郡丞赵宁所建,亭名源出孔子后裔子思所撰《中庸》:“君子之道,譬如远行,必自迩;譬如登高,必自卑。”“迩”,近也,“卑”,低矣。意思是说,人的道德修养方法,好比长途跋涉,须从近处开始;好比攀登高峰,须从低处开始。欧阳蕴斋揽之再三,叹息道:“赵宁大人为这个亭起了这么个好名字,真是深得《中庸》之旨啊!”父亲的话语神情深深地打动了欧阳正焕。翌年,他重新修葺自卑亭,并作记日:“今夫登高自卑之说,学者童而诵之,至于工文章取科第,置身青云之上,自命诚不凡矣!迨反而求之日用行习之地,或不必悉衷于道,是鹜高而遗卑也。究所谓高者安在哉?”“卑之既尽,高不可逾,则所谓下学上达,岂外是哉?”在这篇充满哲理的文章中,他勉励学子“欲登高,必自卑”。

在任山长期间,欧阳正焕摆脱世俗罗网,饬力整顿学风,在当时实属难得。他“仿朱子分年读书之法,耳提而面命之,来学者席舍几满”。长沙匆匆数年,他重修了贾太傅祠,自以为文记,还撰写了《白沙井记并序》,这些都存在《竹淦诗文稿》中。他的“书名传播远近,以缣素求者无虚日”。其诗风洒脱,格调高古,洋溢着文人士大夫的山林情趣。他与石鼓书院主讲、广陵(今江苏仪征市)名士江昱(号松泉)友善,《合江亭和江松泉韵》二首,可见他早已把自己的心迹,付与名山、扁舟、湘流、草庐和亭榭、渔翁、仙洞、白云,是“以亲老乞养归”后隐退思想的真实写照。

年来心迹付名山,买得扁舟乞放闲。上下湘流天一幕,风光应在草庐间。望中亭榭镜中山,输却渔翁把钓闲。哪得朱陵仙洞药,归来烹向白云间。

乾隆二十五年(1760)五月十七日,欧阳蕴斋去世,享年75岁。欧阳正焕从岳麓书院回乡奔丧,因身体孱弱,悲伤过度,也于同年十月十五日病故,享年52岁,卜翌年十二月二十日葬本邑石湾。祀岳麓山长祠,墓主题为“江南道监察御史欧阳正焕”。

“最有成就的山长之一”丁善庆

丁善庆(1789—1869),字伊辅,号养斋,署知畏斋主,清泉县白沙洲(今衡阳市雁峰区白沙洲街道)人。幼孤,随母育于京城外祖父翰林院大学士长沙刘文恪家,遂寄籍宛平。道光二年(1822)应顺天乡试,中举人,翌年癸未科成进士,选翰林院庶吉士,散馆授编修。曾任道光皇帝老师,道光皇帝赐字伊辅,故时人称之伊辅公。历阶国子监司业、詹事府右中允、左中允、右庶子、翰林院侍讲学士,任职国史馆总纂、庶常馆提调、文渊阁校理、奏办院事、日讲起居注官。道光八年(1828)出任贵州乡试正考官,十一年(1831)任广东乡试正考官,十五年(1835)任会试同考官及顺天乡试同考官,十六年(1836)出任广西学政。史载他“多拔寒唆”,“黔粤两解首,俱得自遗卷中”。有一次,道光皇帝在殿堂询问:“翰林中谁最有学问?”大臣曹振镛马上回答:“丁善庆。”“天子既异之,在廷名卿耆德说多称叹,以为令仆之器,岁月可冀。”(曾国藩《翰林院侍读学士丁君墓志铭》)

其实,身处官场日久,丁善庆早已厌倦酬酢,淡泊名利。从广西回来后,即以母老为由,辞官返湘,居家长沙。道光二十六年(1846)起,受聘长沙岳麓书院山长,主持岳麓书院长达21年(1846—1867)。咸丰二年(1852),因率诸生抗击太平军有功,且儿子丁驯在战事中殉难,朝廷赐赠三品衔。

丁善庆是岳麓书院历史上最有成就的山长之一,他和罗典、欧阳厚均都曾担任岳麓书院20年以上山长《清泉县志·列传》载:“岳麓书院为宋初四大书院之一,主斯席者通儒上材多矣,近世则推湘潭罗典、安仁欧阳厚均,以善庆匹之,盖无愧色矣!”咸丰三年(1853)至同治五年(1866),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,他“节缩衣食”,主持修复了二十余处书院建筑,包括文庙、御书楼、文昌阁、讲堂、半学斋、崇道祠、濂溪祠、屈贾祠、李中丞祠、崇圣祠、道乡台、二门、抱黄阁以及爱晚亭、吹香亭、风雩亭、极高明亭、道中庸亭等,奠定了现代书院的建筑基础。他还征集图书14130卷,重刊康熙《岳麓书院志》,主持《续修岳麓书院志》,“其功卓然”。“以洛闽正轨陶铸群弟子,亦颇参阴德感应之说,警发愚蒙,生徒翼翼,无敢轶逾法度,庶几以身教者”(曾国藩《翰林院侍读学士丁君墓志铭》)。其弟子著录者数百人,以曾国荃、刘长佑最为有名。

丁善庆“详于治经,尤嗜易、春秋”,著有《佐氏兵论》《字画辨正》及《知畏斋日记》十八册等,可惜均已散失,幸存有《续修岳麓书院志》《养斋集》四卷和部分诗、文、奏疏等。曾国藩、吴庆坻、郭嵩焘、黄爵滋等人都对他的才学非常敬佩。他的书法也为世所重,湖南省博物馆藏有其行书联一副、小楷轴一帧。

来源:新湖南

  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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